抗战叙事的七点疑问

2018-03-10 | 见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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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叙事的七点疑问

历史学者眼中的历史,与老百姓眼中的历史往往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一份技术活,还原任何的历史事实,都需要举证,而老百姓则普遍不具备求证的习惯以及基本功,所以历史在民间,往往会因三人成虎而走样。爆发于19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那段历史也并不例外,它仍有相当多的疑问,至今都没有彻底弄清楚,因而使整段历史的叙事,有不少细节仍然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斟酌。

第一点疑问是丰臣秀吉的问题。丰臣秀吉(生卒:1537-1598)这个人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名,其生活的年代在中华这边,叫做“明万历年间”,从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丰臣秀吉的确是想侵占朝鲜、进而杀进大明的国土,换句话说,丰臣秀吉是有征服中华四百州的野心,但问题是:丰臣秀吉毕竟是古代人,他的对华国策,与1930年代日本帝国的对华国策,中间相隔了300多年,二者是否存在延续性和继承性?有没有逻辑联系?是否是两个互相孤立的事件?我想在这一点上,历史人应当谨慎对待。

第二点疑问是地图的问题。与我们广大历史爱好者的认知恰恰相反,事实上在1930-1940年代,侵华日军手中的“高精确度”中国地图,除了少数是日本参谋本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零零星星搜集的之外,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绘制的,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清末民初时代,有许多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测绘,回国之后绘制了大量的高精确度地图,封存在中华民国各级政府以及军事机关的办公室,中日战争打响之后,侵华日军占领各级政府机关,搜出来这些地图,对它们进行复制,并加印了诸如“昭和12年制”、“昭和13年制”、“昭和14年制”等各种字样。其实稍微懂点国防知识的人都知道,搜集邻国地图,是一个国家国防工作的必要之事,任何国家的国防部,都拥有邻国的地图,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袁世凯在位之时,就曾经花钱聘请日本间谍、绘制日本军事基地的机密地图。中国部队在二战之后援助朝鲜、援助越南,也从当地带回来不少的地图,这些都是公开的事实,没有什么奇怪的。近些年我国各地媒体频频报道某位爱国人士收藏了一张“昭和13年制”的中国某农村地图,“非常精确”,因而“说明日本为了侵华战争已经精心准备了数十年”。这在严肃历史学者的耳中听起来,其实是相当业余的话语。

第三点疑问就是《田中奏折》的问题。《田中奏折》这份东西是台湾间谍蔡智堪交给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的,对于这份东西的来历,蔡智堪在自述中留下的文字说这是他“从日本皇宫里以临摹的方式抄写出来的”,但是在王家桢的回忆文章中,这份东西则变成是“蔡智堪从某日本政客的手中拿到的”。首先这个来历问题,就值得探讨。其次,该奏折行文中的硬伤,比比皆是,例如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于1922年2月1日死亡,5天之后,即2月6日,美国与日本等国签署《九国公约》,这个时候,山县有朋在棺材里呆不住了,于是他突然复生、和天皇密谈如何“打开困局”,谈完之后,山县有朋再次死去。这种文字,已经可以归到神话一类。难怪现代世界上大多数的严肃历史学者,都不敢用《田中奏折》说话。退一步,就算《田中奏折》可信,它也仅仅是一份“经营满蒙”的计划书。

第四点疑问是中村事件。1931年6月某日,中村震太郎及其同僚,进入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测绘军事地图,被东北军逮住,很快就被东北军秘密枪杀、并毁尸灭迹。这件事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从中方审讯人员留下的文字记录来看,中村震太郎在大兴安岭绘制地图,是为“对苏联作战作准备”。当然,这种口供并不一定可信,但是退一步而言,绘制地图,是否罪至于死?再退一步,就算是罪至于死,东北军不经审判、秘密枪杀、毁尸灭迹的手法,是否值得再斟酌?我想,这里仍然有值得历史学者追问的地方。

第五点疑问是卢沟桥的冷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相当多的历史爱好者走入误区,误以为日本军队是纠缠于那个短暂走失、但又迅速归队的日本兵志村菊次郎,但事实上日军所纠缠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放枪的问题。日军咬住不放的,是谁在黑暗中向他们开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枪是谁放的?是俄方间谍放的?还是日方间谍放的?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在当时的现场,日军纠缠的是这个放枪的问题,他们因而要求第二十九军对日军道歉、处分责任人、并且后撤一段距离。这些要求可以说是比较霸道的,但是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要找对关注点,才能不至于跑题。

第六点疑问就是淞沪会战的问题。与中国广大历史爱好者的原有观念相反,事实上淞沪会战的主动方,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其实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乃至庐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决策:要在上海打一仗、主动攻击上海租界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介石及其幕僚决策在上海打一仗,其主要原因是借鉴1932年的经验:在上海打一仗,能够吸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注意、并期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借以结束中日战争,蒋介石及其幕僚,当时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可以查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淞沪会战其实是国民党主动发起的,而日本侵略军,反而是处于应战的地位,至少在上海战场,这样的说法会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第七点问题是“大东亚共荣圈”问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帝国一直就有一个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一直到太平洋战争,这些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按照既定计划的逐步实施罢了。但是如果从近代史资料来看,历史学人往往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其实并不是侵华战争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结果。换句话来说:不是因为事先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所以才发动侵华战争,而是因为侵华战争爆发了,为了从东南亚攫取资源、以战养战,日本才出兵东南亚、并出台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历史爱好者,犯了因果关系颠倒的错误。作为历史学者,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扭曲历史去迎合历史爱好者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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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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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