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2018-06-01 | 见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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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全盛时期。这些大胜利,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带来了大骄傲。天王洪秀全于是不思进取,不理国政。东王杨秀清则得意忘形,骄横无忌,滥用神权,所有将领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他把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将领们都派到外线作战,京城疏于戒备,却自以为江山十分牢固。他想借此整顿朝政,结果树敌过多,遭到暗算,导致大规模的天京变乱。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勾结燕王秦日纲在佐天侯陈承瑢接应下,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残酷屠杀杨的家属及部将两万多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元气大伤,由盛入衰,并逐步走向失败。那么,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经过、结局及教训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想从天京事变的起因说起,而起因又是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即腐败和争权夺利等诸多矛盾构成的。

一、洪秀全并非诛杨的罪魁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首义诸王很快封建化,宣扬“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建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之风遂起,旧式农民战争的一些弊病又重新暴露出来。本来在起义和进军阶段,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称兄道弟,官兵平等,部队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很强。清特务人员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到:太平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势”,是因为“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获迅速。”又说,太平天国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在这种情况下,首义诸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进取心很强。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兵锋所及,如摧枯拉朽,斩关夺隘,所向无敌。太平军将领之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抵牾,也未发生对权力的争夺和角逐。但是,农民领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很难按原来的“平等”思想来建设曾经设想过的“地下天国”了。他们可以用平等思想来约束士兵,却不能用平等思想律己。而原来他们反对过的封建特权以及地主阶级对财富的拥有,就逐步变成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在天京建都之后,首义诸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放弃了进军阶段崇尚平等、积极奋发的思想,而革命酝酿时期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矛盾在这时也重新萌发,逐步朝着不利于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的思想中所滋生的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对革命事业危害尤为严重。

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也确曾想用平均主义思想来开创“地下天国”,他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提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它可行的方案又拿不出来,在经过若干尝试失败之后,便不得不退回去,朝着封建制度的轨道上滑行。洪秀全是饱读经书的,他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一套十分熟悉。因此,他并不需经过什么质变,便很自然地继承了封建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使自已逐步封建化。突出的表现:是爱听颂扬,什么“公正威风者为万民之主”,什么“元首明,股肱良,贡獒献雉,航海梯山。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洪秀全俨然已经建立一个“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王朝,而自己也俨然成了封建皇帝。于是那些显示帝王尊严的敬避字讳和回避之类的制度也制订出来了。洪秀全为了显示尊贵,把自己抅囿在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其至连昔日草莽结盟的伙伴也“罕识其面,”沉溺在享乐的宫闱生活之中。二是一入城就大兴土木,营建天王府。史书记载,当时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①状”。而且广选后妃,多至88人。洪秀全在广西提出的“小天堂”,本来是用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前进的目标,如今却缩小成了天王府。三是革命意志锐减,不理朝政。以至天京建都一年多,清江南大营向荣在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还说:“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时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记事略》中也说:“天贼尸位而已”。更有传闻“洪秀全实无其人”,不过是“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天王府”而已。《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一切号令都出自杨秀清,“洪秀全徒有其名”。洪秀全把权力都交给杨秀清,结果大权旁落。

杨秀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理朝纲的军师。在起义阶段,他曾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因而取得了天父传言人这种至高权威。后来他便集政权神权于一身。《李秀成自述》说,建都天京后,“东王佐政以来,事事严整,……民心佩服”。但由于杨权力过于集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膨胀,非常骄横跋扈,“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为他营建的东王府,其富丽堂皇,奢侈华丽,仅次于天王府,出门的仪仗队十分庞大,过于张扬。后来甚至发展到以天父②的名义要挟洪秀全,要洪秀全下跪接驾。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不过,在处理和杨秀清的关系上,洪秀全采取了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这是因为他要维护天父皇上帝的尊严;并要依靠杨秀清来掌管朝政。请看以下事例:

一是1853年(癸好三年)③11月,杨秀清自称代天父下凡,因洪秀全虐待宫女,要杖洪秀全46板。那时建都天京刚刚八个月,洪秀全正集中精力,并亲自监督营建天王府,在此期间,发生过任意辱打甚至处死侍从、女官的事情。杨秀清便以天父下凡,下令杖责天王,以示警告。杨秀清并借此,要洪秀全对幼主严加管教,使幼主从小“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洪秀全体恤臣下,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还劝洪秀全要善于“纳谏”,他说,“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这些劝告是颇有道理的,尽管手段粗暴,洪秀全还是能忍让的。他在得到天父赦免对他的杖责之后,破例在金龙殿宴请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并称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至情至理之言。”但这件事造成洪秀全心灵上的不快却是必然的,在洪、杨的关系上投下新的矛盾的阴影。

二是杨秀清凌辱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二洪是洪秀全的兄弟,经常凭借天王的权势为非作歹。有一次,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下令各官听令,洪仁发迟到,杨秀清指责他对天父不敬。洪秀全得悉后,即下令要洪仁发到杨秀清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洪秀全尽管出于宗族血亲,对洪仁发等的劣迹有所袒护,但他为顾全大局,还是站在杨秀清一边,责备其兄洪仁发。

三是杨秀清经常以天父皇上帝的名义下凡,用神的威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有时甚至以天父名义下令将东王“迎至金龙大殿”。有时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以天父下凡,并要登朝。但天王府朝门数重,洪秀全出来晚一点,杨秀清就斥责他“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逼得洪秀全跪在地上“求天父恩赦小子迟程之罪”。遇到这种事,洪秀全出于维护天父的绝对权威,总是忍让,但与杨秀清在思想深处的裂痕却在加深。

从以上材料看,洪、杨之间确存在着严重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洪秀全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据天京事变中曾经赶到天京排解的石达开后来追述说,韦昌辉曾经请洪秀全诛杨,“洪秀全不许”,正因为如此,当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袭杀杨秀清后,洪秀全曾予以痛斥。可见诛杨并不是洪秀全的初衷,天京事变的罪魁是韦昌辉,而不是洪秀全。

二、韦昌辉行韬晦之计

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在进军阶段和定都南京之后,他都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有着地主阶级的劣根性,“阴柔奸险”,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对杨秀清献媚讨好也很突出。据《天父下凡诏》记载: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在金龙殿议事,洪秀全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韦昌辉立刻把话接过去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在谈到袍服时,洪秀全说:“现今尔二兄之袍服至足,不用缝先。”韦昌辉又马上接过去说:“二兄为天下万郭(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这种无原则的阿谀奉承态度,当即遭到杨秀清的驳斥:“袍服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绥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洪秀全为此对杨、韦作了如下评价:“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④,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这两件事反映了韦昌辉内心世界之卑鄙。

韦昌辉耍两面派,行韬晦之计的事是很多的。《金陵癸甲记事略》中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车)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亲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竟要将其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又一次,韦昌辉部下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杖责韦昌辉数百。有个裨将为此大呼不平,韦昌辉听罢大怒,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这种超出常规的谄上作风,包含着极大的祸心。韦昌辉为了有朝一日取代杨秀清,行韬晦之计,下了极深的功夫,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应该说,韦昌辉的努力是收到效果的,甚至连十分精明的杨秀清也误认为他慑于自己的威严,“有惊恐之心”。杨秀清没把韦昌辉看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种下了悲剧的祸根。

对韦昌辉的险恶用心,太平天国内部是有所察觉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家曾钊扬在事变前很久,就曾议论韦昌辉“阴忍而残刻”,“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清廷特务人员在事变前一年就判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敌我双方都看到杨、韦之间的深刻矛盾,杨秀清作为当事人自然不会无所觉察,但由于过份自信而忽视了韦昌辉的韬晦之计。这就使韦昌辉有机可乘。

三、积怨酿成刻骨仇恨

丙辰六年(1856年)七月初九日,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又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心敬拜上帝真神。”帮妖就是降清,罪当即诛。但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而秦日纲是个带兵将领,有一定实力,陈承瑢是朝中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来往于洪秀全、杨秀清之间。他们两人都不会坐待其毙。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划天京事变的核心人物是陈承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和洪秀全往来之便,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天王的意志。勾结韦昌辉这个野心家,以及联合与杨秀清有前怨的秦日纲,共同发动天京叛乱。.

那么,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是否有根据呢?现在不得而知。但他想利用破清朝江南大营之后来整顿天朝的政权机构,却是可能的。秦、陈都受过杨的杖责。杨在甲寅四年的一次代天父下凡时,曾经下令把陈承瑢锁拿起来,虽然没有宣布什么罪状,却说了这么一段话:“尔爵居诸王之下,位列群僚之首,便当一条草(心)对天,真草(心)扶主……切莫变妖变怪之人。”随后把他放了。这段话自然是在批评陈承瑢等人对主不忠心,有变妖变怪的嫌疑。而秦日纲则因打败仗,屡受杨的处罚。《天父天兄圣旨》中记有乙荣(乙卯)五年二月十三日天父下凡,令将秦日纲“奴其三载”,即革职为奴三年;并记有因“屡次失守之罪,锁押在牢,未经主断”。一直到半年后,才下令复其原职。从这些材料看,秦、陈都是与杨积怨很深的。如今,杨秀清既然宣布秦、陈帮妖,就把矛盾推向白热化了。杨不动手,秦、陈也必然动手反击。

那时节,韦昌辉在江西瑞州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也正是那时,韦昌辉得到陈承瑢的通报,令即率军潜回京师,并在路上会合从丹阳奉召归来的秦日纲。就这样,韦、秦、陈三人勾结起来,策划入京诛杨。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律,败将归来是不能马上入京的。况且,天京尽是杨秀清的部队守卫,韦昌辉的三个亲军要进入天京,必须有陈承瑢在城里策应才有可能。

就这样,韦昌辉率军顺利进入天京,并立即包围东王府,袭杀杨秀清。东王府兵将措手不及,几乎都是束手待毙。由于韦昌辉捏造了一个诛杨的所谓“天王密诏”,他才能顺利得逞而未遭抗拒。

四、京城里血雨腥风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立刻乘机扩大事态,残杀杨秀清所有的家属和部将。从凌晨到拂晓,几个时辰内,东王府内外已经是尸体累累,血泊遍地。可以看到韦军士兵“府里争先恐后地抢夺,府外穷凶极恶地火并,不管脚下践踏的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惨不忍睹。这都由于韦昌辉曾许下诺言,即攻进东王府可以随意抢劫归己。否则,太平军纪律严明,攻下清军城池尚不敢随意抢掠,何况在太平天国的东王府,怎能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呢?韦昌辉在诛杨时宣布他是奉洪秀全密诏诛杨的。当时天京还传说杨秀清要谋篡和逼封万岁,如果不是韦的部队赶到,天王就要被杀了。这些舆论显然出自韦的炮制,但在不明真象的军民中却造成了以假乱真的影响。经考证,在清方记载和太平天国官书以及将领的记述中,都没有谈到洪秀全的诛杨密诏。另外,韦昌辉诛杨之后,曾经下令在东王府搜查鸦片和烟具、烟灯,力图证明杨是吸食鸦片的。按太平天国律例,吸鸦片当杀头。但证据都没有找到。这件事说明,如果洪秀全确曾下诏诛杨,就没有必要再寻找杨吸毒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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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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