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曾把彭德怀看作三国时期哪名叛将

2018-06-14 | 见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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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彭德怀 资料图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家,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历史著作编纂者,但他却深具史家气质、史家眼力、史家学识。若用一个称谓来概括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可以称毛泽东为“历史家”。这个称谓,既说明毛泽东在历史学识方面有大学问,又可与人们平常所称的职业性“史学家”相区别。

作为历史家,毛泽东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具有多种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使他在读史用史方面有着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备的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因而他读史,发表史学见解,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历史学识方面的表现。毛读史的这种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时代求学时就已显露端倪了。他写过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秦国改革家商鞅立信为史例,谈立国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阅卷老师对此文极为赞赏,下的评语是:“有法律知识,具哲学思想”。后来毛泽东一生读史都具有这个评语中所说的“具哲学思想”这个特点。毛读史,极善于从史料、史事中抽绎出一般原理,论史则贯通性强、概括性强,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史事联在一起,言其共性。他读《南史·韦睿传》,读到勇将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这段史料时,写了这样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这是从史事中抽绎出了一般原理。实际上,毛的这句批注,并非只是从韦睿一人之事中抽绎出的,而是读到韦睿传时,由此联想到许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绎出来的。又如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败亡。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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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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