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贰心、图谋、侵略,倭国日本对中华两千年的清晰脉络

2019-07-29 | 见丰网
阅读(

臣服、贰心、图谋、侵略,倭国日本对中华两千年的清晰脉络

在有文字可考的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日本逐渐从处于分散状态的列岛小国,以获得中国中原王朝的册封为正宗的弱小邻邦,逐步发展到公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甚至数次对文化母国、中原王朝进行侵略凌辱的反噬之国。以时间为轴进行纵向历史考察,会发现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脉络清晰、分阶段逐渐膨胀的四个心理动因。

不臣之心

从公元三世纪末到四世纪末的约百年间,日本列岛的豪强势力在畿内,即以今奈良县中部的“大和盆地”为中心,和濑户内海等地区,逐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在列岛各地,整合了附近的共同体并确立起强大而稳固统治权的地方首领,均附属于以大和为中心的畿内首长联合体即大和政权,形成了最初的日本古代国家母体。日本又称“大和”,日本民族又称“大和民族”,即与其民族、国家最先的发源地是“大和盆地”有关。

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并建立起全国政权——大和政权。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所谓全国政权,版图仍然局限于畿内“大和盆地”为中心,和濑户内海等地区,以及向外有限的扩散。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大和政权”积极推动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并因此引进了灌溉等“农业技术”、打制铁成品等“工作技术”,改进了日本列岛的生产活动。同时,日本朝廷鼓励引进了汉字、宗教、思想。为了留住人才,大和朝廷给予外来者身份和土地,据公元九世纪的《新撰姓氏录》记载,在一千一百八十二个姓氏中,有三百七十三个(约占百分之三十)是外来的所谓“渡来人”姓氏。

在公元五世纪日本的所谓“倭五王”时期,确立了有限地区全国性政治统治的倭五王,已经把拒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作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方针。倭五王试图通过让中国朝廷承认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权,来显示自己是一个小世界的统治者。而对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承认倭五王为自己“天下”中的小世界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可能。倭五王开始意识到日本以往的外交政策与自己野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决定脱离宗藩体制,与中国王朝诀别。这一时期及以后,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开始变成日本的外交方针。从倭五王拒绝受封到日本再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日本列岛和中国不存在官方外交关系。

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初,佛教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引发日本推古朝改革,制定宪法十七条。按照醍醐天皇年代编撰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记载:“国家制法自滋始焉。”据日本史籍《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十一年(603)10月,推古天皇在小垦田宫设立朝廷,12月即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并于翌年正月实施。

公元589年,中國历经南北朝一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后归于统一,建立大隋帝国。三年后,日本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隋文帝杨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完善。推古天皇采用“亲隋”的外交路线,屡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大陆的隋朝朝廷。公元60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公元607年、608年、610年和614年,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又屡次派遣使者来华。

公元607年遣隋使的首领叫小野妹子,名字女性化,却是一个地道的男人。此时隋文帝杨坚已经作古,其次子隋炀帝杨广即位。《隋书·东夷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据史籍记载,日本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使用汉字记载历史,公元七世纪遣唐使吉备真备发明了日本自己的文字。公元八世纪,日本开始用自己的文字编纂官方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据此,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所带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应该是直接用汉字写的。这种表述方法,全然推翻了中国与日本的宗藩关系,展示与隋朝皇帝“平起平坐”的勃勃野心,甚至有“托大”之嫌。因为谁都知道,“日出处”霞光万道喷薄而出,“日落处”落日余晖渐行渐灭。

事实证明,无论是倭五王还是推古天皇的与中国大陆中原王朝平起平坐,把天朝大国与倭人小国相提并论的想法和野心,至少在当时是不自量力的。而因为朝鲜半岛是大陆在地理上最接近日本的地方,所以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与中国大陆交往与冲突的前沿。

公元655年,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混战。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兵水陆并进救援新罗,百济大败,遂向日本求援。白村江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入海河流,为日本支援百济的要道。公元663年8月27日至28日,唐、日海军在此激战。

当时,唐军有一万三千名士兵,战船一百七十艘。日本有四万二千名士兵,战船一千艘。唐军在刘仁轨将军的指挥下,灵活变换阵形,将日军团团围住。日军见此阵脚大乱,唐军用火箭形成的火雨迅速覆盖全部被围日军,所向皆捷,日军战船毁灭,士兵被杀或淹死者数万人。

此战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唐军胜在造船技术大大高于日军。唐军船壁高且坚固,设计精良,而日本战船粗糙简陋,不堪一击;同时,唐军的军事思想也大大先进于日军,阵法变化,水上火攻,全面覆盖,都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战术。

但从日本“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到公然与唐军构衅,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即使在文化、科技、国力、军力都大大地落后于中原王朝的时候,日本也已经不满足于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拓疆之志

白村江之战给日本的扩张野心以当头棒喝,也使日本认识到自身实力与唐朝之间的巨大差距。为了缓和与唐朝的矛盾,也为进一步学习唐朝的科技文化与典章制度,日本不仅继续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且其规模和频度都大有增加。其中,公元733年和752年派出的两批遣唐使,分别达到五百九十四人和约五百人。公元711年,日本将都城从藤原京迁往平城,称平城京,开启日本历史的新时代——奈良时代。平城京以“仿唐”为时尚,整个平城京完全模仿长安城的格局建设,大小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至今,日本的奈良仍然是荡漾着最为浓郁的唐风唐韵的城市。

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下令迁都平安京。在平安时代,日本天皇的皇权开始弱化和虚化,日本社会经历天皇亲政、摄关专政、太上皇统治三种迥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开始进入由武家统治的源氏镰仓幕府时代。

武家统治的幕府时代与天皇亲政时代的最大不同,是天皇已经没有统治日本的世俗权力,只是作为精神上的皇帝而享受虚荣,武家大将军掌握统治全国的实际权力,下属大大小小的藩国。这种统治形式与中国的夏、商、周以至汉代的封建制颇为类似。从室町幕府到江户幕府之间过渡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天下纷争未定的军阀混战时代,其主要的军阀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在战国时代,不仅天皇的实际权力被将军架空,而且下属藩国的主人,即所谓大名也被当地豪强架空。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已经基本架空了其藩国尾张国的大名斯波氏,掌握了尾张国的军政大权。1551年3月,织田信秀去世,织田信长顺利接掌尾张国大权。1572年,织田信长的领地扩张到包括尾张国、美浓国、伊势国三个藩国。由于织田信长实际控制了已经徒有其名的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昭,所以已经实际控制日本政权。1573年,织田信长将足利义昭流放,正式结束了室町幕府的统治。

此时的丰臣秀吉还叫羽柴秀吉,是织田信长手下六位大将之一。喜好以阅兵方式显示排场的织田信长,于1582年落入部下反将明智光秀所设陷阱,被迫切腹自殺,织田信长统一天下的霸业就此戛然而止,羽柴(丰臣)秀吉诛杀明智光秀之后乘势而起。

与织田信长完全不把天皇当回事不同,羽柴秀吉学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1582年9月9日,羽柴秀吉获得天皇敕许,改姓“丰臣”,自此成为丰臣秀吉。在丰臣秀吉的武力征讨下,逐步平定了四国、九州、关东,直至统一全国。平定日本内部之后,丰臣秀吉的扩张野心急剧膨胀,立即把拓展版图的矛头指向了朝鲜半岛和唐国(明朝)。

1586年4月,丰臣秀吉给手下亲信毛利辉元下达指示:“为渡海征服高丽做好准备。”8月5日,丰臣秀吉向属下诸大名明确指示:“征服唐国的计划原已在考虑之中,应充分利用良机,构建侵略态势。”1589年,丰臣秀吉致信印度的葡萄牙总督,称统一日本后,征服明朝已在计划之中。同时,丰臣秀吉致信吕宋(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称使朝鲜、琉球、明朝、吕宋臣服是自己的天赋之命。

1591年6月,接受明朝册封、奉大明为宗主国的朝鲜拒绝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日本随即开始加速备战进程,准备发动侵朝战争。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3月13日,日本第一支远征军共约十六万人编成九个军,准备侵朝。4月12日,宗义智、小西行长率领第一军约一万八千七百人分乘七百余艘战船从大浦启航,当天下午五点即在釜山登陆。翌日凌晨,日军向釜山守军发起猛攻,八点左右即攻陷釜山。翌日,日军又攻陷釜山以北约八公里的东莱城。加藤正清所率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于4月17日、18日在釜山和安骨浦登陆。第四军至第九军亦在4月中旬至5月初依次在釜山登陆。日本侵朝各军随即向朝鲜京城进发。朝军拼死抵抗,无奈日军来势凶猛,朝鲜面积狭小,日军很快逼近朝鲜京城汉城。

朝鲜国王逃往开城躲避,守军毫无斗志,汉城随即陷落。丰臣秀吉狂妄地开始布置他对明朝的占领计划:1594年占领大明都城北京,周边十国为天皇领地,现日本关白(相当于朝廷宰相),获得周边一百国。日军攻城拔寨,旋即占领平壤、开城。朝鲜国王四处逃难,急忙遣使向明朝求援。

宗主国有救藩属的责任,而且明朝认识到,丰臣秀吉侵占朝鲜的目的,“其意实在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6月下旬,明朝派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五千明军开赴朝鲜,祖承训建功心切,轻敌冒进,以骑兵投入与七百守城日军的巷战,以短击长,招致惨败。但就在此间,朝鲜水师将领李舜臣率部连续大败日本水师,使朝鲜完全掌控制海权,切断了侵朝日军与本土的联系,不仅使日军遭遇战略挫败,而且大大地鼓舞了朝鲜军民士气。

1593年正月6日,明、朝联军包围平壤,7日发起总攻。明军凭借新式火炮优势,连克平壤、开城。此间明朝和日本各自提出媾和条件,在双方会谈期间,明军奇袭日军粮仓,将日军粮烧毁。明朝威胁日军,称四十万援军即将到达,日军震撼,4月17日撤出汉城。

此后,明、朝双方与日军之间互有攻防,另有外交折冲。其间日军再次进攻汉城,李舜臣再展神威,歼灭十倍于朝军的日本水师,并击毙日军主将来岛通总。明、朝联军再次转入反攻。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伏见城内病殁,终年六十三岁。根据丰臣秀吉遗命,日本秘不发丧,以丰臣秀吉名义令在朝各军撤退回国、力争体面议和。此情报被明、朝联军侦知,决定阻击撤退的日军。双方展开激战,死伤惨重,朝鲜水师将领李舜臣与明朝水师将领邓子龙双双战死。1598年底,日军全部撤回日本本土。

丰臣秀吉的病殁和日军侵朝的失败,使得丰臣秀吉狂妄的并吞朝鲜半岛乃至大明王朝的计划彻底破灭。此战从1592年初开战,至1598年底结束,明、朝主藩二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对朝鲜而言,兵火过处,无不残破;对大明王朝而言,史家有“大明亡国实亡于万历援朝之战”之说。因丰臣秀吉病殁,日军退回日本,但充分证明了,初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日本,已经具备侵朝的实力和吞并大陆的野心。客观地说,明、朝联合击日,最后结果只能说是平局。迄今,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三十七点八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点三亿,分别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但在丰臣秀吉时期,日本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拓展疆域的野心,就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依托,造成实质性威胁。

补偿之欲

丰臣秀吉的病殁和对朝鲜侵略的失败,导致了丰臣家族在日本统治的没落。丰臣秀吉临终之际,将自己的六岁遗孤丰臣秀赖托付给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五大老”辅佐。手握重兵的德川家康迅速坐大,虽丰臣秀赖谨小慎微地苟且偷生了些许时日,但最终于1615年5月7日在德川家康的威逼下被迫自刃并葬身火海。1615年7月,德川家康一统日本,开创了延续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1853年7月8日下午五点,日本江户(东京)湾突然出现四艘巨大的军舰,这就是当时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舰队。由于舰队船只全身涂抹黑色油漆,故史称“黑船来航”。佩里给德川幕府政权出的选择题非常简单:不开国,就开火。而日本当时全国的战力,不敌佩里四艘战舰。佩里战舰的炮口直指江户幕府政权,幕府政权只得与先后到来的西方列强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些名为“亲善”的条约,都是城下之盟,无一不是不平等条约,核心内容是开国、通商、给予对方自由贸易的便利。由于避免了战火,于是就少了如中英《南京条约》那样的战争赔款条款,列强也没有治外法权那样的特权。但总的来说,日本人感到了屈辱甚至是羞辱,而日本人应对羞辱的思路,最初就是来自中国人魏源《海国图志》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在学习中超越西方,然后再打败西方。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代表新政府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同年闰4月21日,日本第一部宪法颁布,提出“天下权力,总归于太政官,以除政令分歧之弊。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以免政权偏重之患”,“所有官员,以公议票选之法每隔四年更换之”。9月18日,天皇根据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说法,改元“明治”。明治政府主导的明治维新从此大张旗鼓地展开了。

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揭示的,日本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民族性格,决定其在表面上服从西方列强的同时,内心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面对一个整体的无比强大的西方,日本深知要打败西方几乎毫无希望,于是顺势把复仇之心转变成了补偿之欲。

吉田松阴(1830—1859),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出生于长州藩下级藩士家庭,自幼学习中国兵法。

他最先提出了完整的“补偿论”思想。1855年,吉田松阴在给友人的通信中称:“日本与俄、美的亲和条约一定,我决然不可失信于戎狄。只能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机,养蓄国力,割取易于攻取的朝鲜、满洲、支那。将同俄、美交易中的损失,复以朝鲜、满洲的土地补偿之。”后吉田松阴虽在“安政大狱”中被幕府处死,但他的学生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后来都成为明治政府政要,也是他们的老师吉田松阴从朝鲜和中国获取补偿思想的重要实践者。

接下来,日本就是按照吉田松阴的设计,一步一步地向中国以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寻衅。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土著杀害,其余十二人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得知此事,竟然提出交涉,悍然出兵攻打台湾。1874年10月,此时虽然经谈判解决,但中国付银四十万两补偿日侵台期间所修道路、桥梁和房屋等。这要算是日本从中国拿到的第一笔补偿。

1894年春天,朝鲜人民在“东学党”领导下发动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6月1日,起义军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军锋直逼京城汉城。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朝出兵支援。清朝本来犹豫,但在日本“本政府绝无他意”的蛊惑下,出兵相救。日本处心积虑早有准备,在清政府缓慢的出兵过程中,日本政府已经大肆增兵朝鲜,并主动攻击清兵阵地。从而,中日甲午战争从朝鲜半岛开始全面爆发。战争的结果是清朝水陆两军全面败绩。

甲午战争期间,伊藤博文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是最先参战的日军第一军的司令。早在1882年,时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长的山县有朋就把日本的假想敌从俄国改为中国,称要与中国“一较强弱”。1894年10月22日,山县有朋率领日本第一军在朝鲜边境城市义州集结完毕,参加了此后日军侵略中国的鸭绿江之战以及整个辽东之战的各场战斗。日军在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同胞近两万人遇难。山县有朋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马关条约》的条款进行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和清朝极尽嘲讽之能事,每每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恐吓李鸿章按照日方拟定的条款尽早签字。李鸿章极力周旋,对伊藤博文说:“台湾、澎湖已在你喉中,急甚?”伊藤博文答曰:“尚未落肚,饥甚。”对于赔款银两,伊藤博文分两不让,李鸿章求降低五千两以作为来日谈判的旅费,伊藤博文都不予答应。而仅在十年前的1885年,中日在朝鲜因“甲申之变”发生纠葛,也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谈,伊藤意欲纠缠,李鸿章以开战相恫吓,伊藤就范。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谈判中就已主客易位。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中国赔偿军费白银二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十一款。面对滚滚而来的二亿两白银的巨款,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喜不自胜,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口吻说:“本国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此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现在一想到会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覺得无比的富裕!”

以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为代价,日本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补偿。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中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偿还日本赔款,先后三次大举借债总计三亿两,期限有的长达四十五年,本利合计六亿多两。

霸权之图

就在日本获胜并从中国获得滚滚而来的白银补偿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它刚刚建立起的自信立马被三国干涉还辽打了个措手不及。沙俄一直将清朝的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清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一事不可接受。沙俄认为,辽东半岛一旦被日本占领,必将对俄国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失和国防威胁。于是,沙俄找了本来对日本也存有戒心的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压。

俄、法、德三国以军事进攻作为威胁,“友好劝告”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国。沙俄给日本的《劝告书》是这样写的: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察阅日本国向中国要求之媾和条件,认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中国首都之虞,且同时朝鲜国之独立亦为有名无实,对于将来远东之和平予以障害,因之,俄国政府为向日本政府重表诚实友谊,兹劝告日本政府:应放弃领有辽东半岛。德国的《劝告书》更加直白:“你们日本是弱国,而我们德国是强国,一旦打起仗来,你们日本是必输的。”

在外交折冲的同时,沙俄战舰纷纷出动,日本海上顿时战云密布。德、法军舰则云集清国山东烟台海面,随时准备对日开战。日本顿时慌了神,虽经明治维新日本国力大长,但凭一国之力对抗三国列强,无论如何没有取胜机会。日本只得屈服于列强压力,放弃辽东半岛,但中国却为此支付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以“赎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辽东。

日本人把“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视作奇耻大辱。1895年5月10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发诏书,要求全体日本国民“卧薪尝胆”。从此开始,沙俄就从日本的“国防第一假想敌”变成了日本的“特大仇敌”。日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在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的助益之下,军力国力大幅上升,终于在1904年至1905年于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中,一举战胜沙俄,彻底地报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

“三国干涉还辽”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认识到,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仅仅打败中国是远远不够的,从而,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

日俄战争取胜后,摆脱列强的牵制,日本的侵华步骤步步紧逼,逼迫袁世凯政府签署屈辱的“二十一条”;一战中国是战胜国,日本却以武力相威胁,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9年12月,中国南京的《时事月报》期刊突然登载了一篇介绍日本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所呈的条陈,俗称《田中奏折》,其关键的内容就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这道奏折还具体规划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五个时期和基本战略,充分暴露出其将征服中国作为征服全世界第一步的总纲领及其野心。

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日方是始终否认的。曾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他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表示:1929年被媒体曝光的《田中奏折》,他作为外相时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线索显示有這份奏折的存在。但他同时承认,《田中奏折》“其内容并不是田中义一本人的意见,恐怕是日本军部极端分子收藏过类似的计划,这种不负责任的意见书落到他人手中,做成奏折,用于宣传……我们是很难澄清得了的”。

重光葵对《田中奏折》存在的否认,实际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扩展野心的证明。其实,真正的《田中奏折》存在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中,确实存在如《田中奏折》所描述的狂妄的扩张侵略主张和野心。

1933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曾经写下一份《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即国防计划纲要》,提出了以下观点:“满洲国”为中日亲善、亚洲团结的基础;对华政策应避免以军阀为交手对象,应该坚实推进东亚联盟;坚决经营北满洲,迫使苏联放弃“东进”野心。……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并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实掩护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寻求制服敌人之方策,开拓战胜之途径。

石原莞尔这份“纲要”,不是《田中奏折》胜似《田中奏折》,因为它侵略扩张的步骤更加具体,通过肢解占领中国,进而推进全球霸权的意图更加明确。后经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在逐步推进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果然对英国开战,挑起太平洋战争对美国开战,直至最后的覆亡。这一切,不正是《田中奏折》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狼子野心的大暴露、大实践所导致的大失败吗?

纵观日本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从臣服中原王朝,以讨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为正宗,到产生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不臣之心,从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列岛之后,将拓疆之图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到在西方列强面前吃亏认账并从朝鲜和中国取得补偿,再到认为战胜中国不足以满足其霸权野心,企图以中国大陆为基地进而征服世界,不仅暴露了日本无厌无足的贪欲及在战争和征服过程中通过血腥屠杀所展示的残忍和暴虐,而且也客观反映出了孤悬海外的日本列岛,与隔海相望的大陆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

本文地址:http://disc.gxjf100.com/201907/96379.html


【责任编辑:阿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