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五月风暴”:国际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2019-07-29 | 见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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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五月风暴”:国际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法国巴黎总是那么容易引人注目,一旦有大事发生,总会让世人关注和思考。在1968年5月,那里也是全球瞩目的焦点,似乎毫无征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那是法国巴黎不眠的岁月,永远改变了法兰西。

一、背景:反抗的种子

对六十年代末的法国年轻人来说,他们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启蒙,毫无疑问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无论是1961年10月17日大量阿尔及利亚示威者被巴黎警察残酷杀害的惨案还是1962年2月8日的“沙隆惨案”,都让巴黎人对警察的暴力有了深切而直接的体会。

对警察挥舞着大棒对所有路人无差别追打的场景的记忆,是许多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年代的巴黎人在68年投入街垒对战的直接动力。沙隆惨案成为了警察暴力的代名词,在五月风暴期间被各种标语、涂鸦或张贴画反复提及。

六八的标语和海报

戴高乐政府的威权倾向不仅体现在警察的暴力上,也体现在对媒体的控制上:法国广播电视总局(ORTF)垄断着全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一直是政府的传声筒。生活在这种不自由的空气下的知识界和年轻人对戴高乐的反感,被《世界报》(LeMonde)1968年3月15日一篇社论标题很好地概括为:“法国感到厌烦。

虽然总体经济状况上,法国其实略优于其他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这些国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国是欧洲共同市场里工人收入倒数第二低、工作时间却最长的国家。而对法国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去。

60年代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发展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没有跟上这一发展速度。许多院校人满为患,五分之三的大学生无法毕业。而在一个威权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权力和无权者之间的中间机构十分缺乏。无论工人还是学生的境遇,都难以得到直接的反应。人们的不满难免日积月累,寻求爆发。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警察镇压了——在60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里,警察的角色远没有在法国这样突出。

在这样一种工业逐渐发达、但自由和创造力不断被抑制的环境里,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作品在法国知识界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德波的《景观社会》等都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许多参与学运的学生对这些理论耳熟能详。

而与此同时,在美英等国,早在六十年代初便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早已在法国学生中间引起了共鸣,第三世界中毛泽东、切·格瓦拉掀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使年轻人莫名向往。

在68年5月之前的几年,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已经在法国零星地展开。比如在楠泰尔发动罢课引发五月风暴的“3月22日运动”,就是之前在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后成立的。之前这些抗议规模并不太大,至少跟邻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的抗议相比的话。直到五月风暴的到来,世界的焦点才又一次聚焦到了巴黎。

二、影响:激进分子放弃了年轻时改造体制的梦想

当时整个法国瘫痪了——铁路、公车停运,银行关门,邮递员罢工,汽油开始紧缺。就连文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博物馆、电影院纷纷关门……到5月25日时,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记者和编辑们为了抗议当局对罢工消息的封锁而拒绝播报新闻!

如此轰轰烈烈的一场社会运动,在今天法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留下的似乎并不太多。对68的记忆,似乎更多的和“性解放”“禁止禁止”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

大众传媒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便展开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将六八描述为一个“代际问题”。在这样一种描述中,战后的年轻人在这一时期突然开始对长头发、毒品、格瓦拉的头像、性解放着迷,不再愿意服从长辈、老师、政府。雷蒙·阿隆说:“我们面对一个既是社会的也是生物学的现象。”

学生的反抗被渐渐描述为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个人主义反抗,直接指向的是“个体自由”乃至享乐的生活。而六八学运的参与者乃至领袖们在幻灭之后也开始了他们的转向:他们开始放弃年轻时改造体制的梦想,选择了进入体制获得地位;他们开始反思六八的“盲目”,六八的“过激”。

这场学生工人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运动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渐渐被抽空,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蜕化为一场“文化事件”:它成了社会风俗走向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可能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了。在阿隆那里,六八根本就是一个“非事件”。

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的《六八思想》一书的副标题是:“论当代反人道主义”——便是在大众传媒中被那些反思学运的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如今是欧洲议会的绿党主席)或是贝尔纳·库什内(萨科齐“开放”政府的外交部长)们代表。这种论调在1988年达到了极致——库什内在五月风暴的二十年后主持了一次名为“审判五月”的电视节目:学者终究无法对一个事件做出判决,于是就只有交给“法官”了——五月风暴这时终于正式被认定为一次“犯罪”,接受了“审判”。这名“罪犯”的“罪行”包括:无序、极端女权、暴力……在节目中,“美丽的五月”需要为后来70年代的左翼恐怖负责,仿佛任何革命性的事件都无可避免地导向恐怖。(这正是傅勒在1978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论调,而当时离大革命两百周年也只有一年了)

《六八思想》一书的封底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曾是一场大论战的核心,它见证了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其实这句话倒点是出了真实情况: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旧的在被批判一番以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而被新一批知识分子清算的福柯德里达们的思想,又正是在68年的失败之后才兴起的。(这几位被视为代表了“68思想”的人本身在五月风暴时几乎都置身事外,福柯当时甚至根本不在法国)

这的确是一个“代际问题”——倒不是运动本身属于特定的某一代人,而是对它的阐释权被一代代的官方史学家思想家们翻来覆去,无所不用其极。警察大棒下的暴力、街垒的血雨腥风、一千万工人的罢工,成为了阿隆眼中的一出巨型“心理剧”,演的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与复活。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试图回到现实,而它失败后,人们不再怀疑:知识分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冷静地坐着思考。

奥利维埃·罗兰

至于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引用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回答。“我想那个时候工人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整体劳动者的工资一下子增长了相当大的幅度,达到了30%甚至更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满足。但我们这些从事运动的人当时觉得工资没那么重要,我们觉得改善劳动关系,给劳动者尊严更重要。但这是我们小知识分子的看法,劳动群众实际上是满意的。1968年以后,我觉得整个法国的劳资关系还是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对劳动者尊严的看重,社会价值方面是有改变的。这种改变也体现在家庭关系上,在1968年以前,法国家长的权威还是很大的,家长对孩子的控制很多,尤其是对女孩子,她和谁结婚、能不能有一种较开放的生活方式,家长的干预很多。在1968年以前法国社会还是比较保守的,1968年后发生的变化对女性有很好影响。”

三、评价:六八不死

1968年5月发生的在全法国的街头运动是一场法国历史上空前的群众运动,68年5月发生在全法国的罢工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这场“全体起义”背后,是贯穿法国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远的世纪里那种对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对宣称代表人民的种种机构的根本怀疑。

一代人对更公正与更无束缚的秩序的渴望,工人对传统工会组织失望转而投入自发运动的动力,便被年轻人的激进、“性自由”这样不知所云的词语概括。一场学生与工人团结一心,具有鲜明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抗争,被这些“领袖”和“新哲学家”们阐释为对“个体自由”与“人权”的诉求,而往往乐意隐藏在这些光鲜词语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恰恰是当年的学生工人所担忧与反抗的对象。

当各种官方史学不是在淡化乃至抹去六八,就是在动用各种资源将它的创造性在人们记忆里扭曲为必然性,将它的革命性在人们的记忆里扭曲为延续性,甚至对它进行选择性的污蔑时,我们有必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灭的创造力,为新秩序到来的奋斗不会终结。正如那句六八的标语所说:“行动不应是一种反应,而是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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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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