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王震多次想为丁玲“摘帽”为何都不成功?

2019-11-28 | 见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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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王震多次想为丁玲“摘帽”为何都不成功?

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有署名陈徒手的长文《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以下简称《在北大荒的日子》)。1999年初,作者曾将这篇文章的初稿送我看过,并征求我的意见。1999年1月15日和19日他两次来访,我指出了文内的一些重要情节与我所亲历的相左,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有关事实的真相以及我和丁玲与北大荒农场职工干部友好相处的经历。但是,正式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将我所提供的实情与他掌握的材料相印证,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相,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看清当年云遮雾罩的历史背景,我就我所知,对文章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做如下补充和订正。

何来丁玲“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丁玲下放北大荒的过程,小标题是《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结果还是通过黑龙江省委》。 我的亲身经历却恰恰是:王震亲口同意,亲自安排,并且始终给丁玲以关怀。

1955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丁玲 资料图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 ”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1959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 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 “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1960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20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协张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我们的情况。他对我们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我们:“ 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我们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1963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我们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同志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同志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在北大荒的日子》却借转引的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材料说:“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并不想要丁玲,认为丁玲是‘老狐狸’。郭说,丁玲没地方放,王震坚决不要,顶回来了。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我不能断定郭小川是否写过这个材料,更不知道“文革”中的材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只是感到诧异这些按照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本该早就销毁的材料,为什么至今还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引来引去,甚至登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一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读了《在北大荒的日子》后,或来电或来函,认为这样不负责任地引用材料,不仅让读者上当,而且也有损王震同志的形象。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在丁玲去北大荒10个月之后,一位领导说:“ 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下去的。”

的确,去北大荒是丁玲自己的要求,那么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是什么呢?文章披露,作协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如“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 ,“ 丁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等等。到底以哪个意见为准呢?

1958年6月丁玲获准去北大荒时,从作协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介绍信上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当时丁玲发表作品的权利已被剥夺,“从事创作”根本不可能,即便真的“从事创作”,不给工资又靠什么生活?

这封介绍信,才是对丁玲的最后处置意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1959年7月,作协秘书长张僖奉周扬之命,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情况”,用了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小标题:《借了解改造情况,周扬派干部看望丁玲》。但无论就文章内容还是我的亲身感受,都体会不到“ 看望”的善心。

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文章说,“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丁玲就进屋打招呼,她问:‘你是否给我摘帽子来了?’”这纯系子虚乌有。

前面我已说过,1959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在佳木斯宾馆召见我们时已明确告诉丁玲: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里面没有你。丁玲当即表示,自己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为好。言犹在耳,仅仅一个多月后, 丁玲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和张僖见面,根本谈不到“摘帽”的事,倒是他告诉我们:1956年参加主持复查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和其他几位同志,也都被划为“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我们明白,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根据张僖提供的情况,《在北大荒的日子》说:“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人。” 随后,文章叙述了张僖在农场的见闻及丁玲和张僖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说丁玲好,似乎张僖听到的全是说丁玲的坏话。且不说这些叙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只说既是大家“争论相当激烈”,就必有坏话好话,为何只引一面之辞?

文章接着说:“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 挑鸡粪,切鸡菜,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丁玲到汤原农场仅仅一年,“当地”怎能知道“她原来的那一套” 是什么?怎么会说出“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的断语?

文章随后说,作协党组在1959年9月17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入“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理由是:“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周扬派干部到汤原农场,就是搜集乃至编造基层对丁玲的不满,为不给丁玲摘帽制造口实。文章还透露,到了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丁玲在北大荒的表现究竟如何,北大荒基层组织对丁玲究竟是什么看法?

《在北大荒的日子》发表后,北大荒农场的一些同志打来电话,异口同声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要假借我们北大荒人的名义给丁玲抹黑?”当年汤原农场党委组织干事兼党委秘书宁文成,翻找档案资料,找当年的当事人核实情况,写来了七千多字的材料,指出文章中许多重要的不实之处。这里,仅就宁文成材料中关于汤原农场党委在丁玲摘帽问题上的态度,摘录几段。

“1959年上级没有批示汤原农场党委讨论丁玲、陈明摘帽问题,因此不存在意见不一致问题。

“1960、1961、1962三年党委讨论丁玲、陈明摘帽,意见是一致的。陈明于1961年摘了帽,丁玲未批准。当时党委成员王文现在回忆,并不是农场意见不一致,而是上级不同意。这个上级是哪一级,他不知道。

“王震部长多次想为丁玲的‘不幸’解决问题,他曾于1960、1961、1962连续3年批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写申请,为丁玲、陈明摘帽。这三次申请报告都是我起草后经党委讨论上送的。1960年的申请上送后,未见批复,我问当时任场党委副书记的王文同志是何故,王文说‘上级不同意’。1961年7月给丁玲、陈明的摘帽报告上送后,9 月27日合江农垦局通知,今年国庆节要摘一批右派帽子,陈明被批准摘帽,最近见报。我问程远哲书记,怎不给丁玲摘帽? 他说‘上级没批’。1962年申请丁玲摘帽的报告上送后,也不见批复。

“从1959年至1963年的5年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在写材料前,我都向众多的干部、工人、党员调查过,综合他们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心中装着党,坚信党;她忍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忍受着屈辱,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气节。……白天养鸡,晚上教文化课,辅导学员写作, 开展文艺活动,排演节目,样样都干得出色,作出令人敬佩的成绩。许多感人的事迹,都曾写入‘摘帽’材料,上级都不为所动,这令我困惑不解。”

宁文成是当年汤原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指派“过问丁玲、陈明事宜”的干部,我相信他提供的材料,比文章中引用的任何材料都更加准确可信。丁玲冤案早已在1984年经中央批准平反昭雪,不实之词早被推翻。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已有许多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包括北大荒的重要专著《北大荒精神》。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本不必再说什么了,但是面对一些该销毁却依然公之于众的冤案材料、不实之词,我不得不做一些澄清。这就是我写此文的用意。(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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